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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暂停键: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管理者的挑战与反思

2020-03-31 15:02:26  来源:法制与新闻  评论:0

法制日报-法新网3月31日电(武闯 赵潇宇)庚子年初,全世界被“黑天鹅”+“灰犀?!钡囊跤八?。

自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疫情存在人传人现象,1月23日武汉“封城”,中国采取极其严格的管控措施,全民已“禁足”月余,生产经济均被按下了暂停键。3月起,全球疫情掀起第二波浪潮,原油单日暴跌30%,美股1997年以来首次触发熔断之后又接二连三涨停跌停熔断,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也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打乱阵脚,缺乏良好应对的先例经验。境外人员的持续输入,又将继续延长国内商业环境的特殊状况。

疫情按下的暂停键,从医疗救治领域辐射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影响大众对社会风险的重新认识以及对公司管理与国家治理的开放讨论?!捌笠涤Χ砸咔榈木俅搿?、“政府控制疫情的方式”,一次次燃爆社交媒体,成为探讨焦点。

关于企业如何应对疫情?;?,企业家、社会各领域学者已经多有探讨,比如疫情下公司会议的法律风险点提示、疫情下客户交互关系和营销体系的重构、冰点行业现金流的合理使用等等。从法商管理视角来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式治疗方法,固然能起到急救的作用,却不能令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良好稳定的价值理念体系,实现整体管理协调有序的应急机制,不能从根本上应对风险社会复杂的、不可预知的连续性风险。

企业管理者应当从疫情中吸取怎样的经验,如何转变价值理念、变革管理思维,来面对新商业文明时代的不确定性、严苛性与模糊性特征,是当下最为值得探讨与重新构建的事情。

一、从变化看趋势

本次疫情背景下,有几点变化值得注意:

1公司经营停滞,行业差异显著,产生对固有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改进空间的反思;

2安全顺位上升,应急状况下的企业应对措施和社会责任的承担,面临全社会的评价与考量;

3民众注意力聚焦,重视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讨论与认可度评价,员工对企业管理方式、风险意识产生更敏感的反馈,并形成自下而上的建言与推动;

4全球化下风险共同体效应显著,化解?;唤隹垦杆俚男卸?,更依赖明确而稳定的预期。

疫情爆发之后,人体“免疫力”成为病毒袭来之际?;ぷ陨斫】档淖钋科琳?,而“企业健康状况”无疑是衡量“企业免疫力”的基本准则。从法商管理角度来看,?;て笠到】档摹捌笠得庖吡Α敝饕腥鑫龋悍缦?、责任、权益。疫情期间政府和企业在应对风险、承担责任、维护权益方面呈现的疏漏与亮点,正是公司管理者需要吸取的经验。

二、以何种态度应对风险

疫情带来的商业运作停滞,因其覆盖面广而被大众关注,但在大众注意力难以涉及的角落,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企业通常搭建内部控制、合规管理、风险管理体系来规避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少有企业能深刻察觉风险的发生机制和正确的应对策略。

身处旧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的使命是实现企业规模扩张、营业收入以及利润增长,不断创新突破边界是达成目的的主要手段。在新商业文明时代,不确定、模糊、严苛成为常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け纯嗽凇斗缦丈缁帷分刑岢?,“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鼻摇胺缦丈朴诖畋愠?,常常随呼吸吞咽潜入人体?!北纯艘跃畹谋扔鹘沂玖诵律桃滴拿魇贝缦盏奈薮Σ辉?,且常因其潜在性、零散性、不可见性而难以被预知。此时创新扩大的边界意味着企业暴露在风险中的范围变大。企业家必须将其“创新”一维主导的价值理念转变为二维的以“创新+治理”也就是“创新和管控风险”为主导的价值理念,在战略决策及经营活动开展中两者兼顾,不可偏颇一方。

法商风险管控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管理者价值理念从一维到二维的转变,更需要科学合理的层级制管控方法。法商管理理论将企业风险应对体系按照风险影响程度分为系统风险、部门风险和岗位风险,分别对应企业经营中的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不同层级管控不同类型的风险,管控的手段也存在差异。决策层需要在决策过程中融入风险管控的意识,管理层需要制定风险管控的方法,执行层负责落实具体风险点的识别与消除,法商风险管控遵循从系统到平面再到局部的规律。

“在风险处境中,意识(知识)决定存在”。

——贝克《风险社会》

“我们不只希望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或仅仅是战胜不确定性?!颐堑氖姑茄被?、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见的、不透明的和难以解释的事物?!?/p>

——塔勒布《反脆弱》

面对风险,需要跨学科的尤其是复合商业管理和法律制度规则两方面的知识、方法、价值观来对风险进行精准识别、有效拆解,不仅仅以规避风险为目的,更要让风险成为检验企业免疫力的推手。构建企业健康状况评估体系,对风险进行法商视角下的识别、拆解、驯化、主宰,是疫情期间企业管理者应当吸取的第一份经验??梢栽ぜ?,未来不能提升免疫力的企业将加速走向灭亡。

三、以何种眼光看待责任

疫情的爆发,让同舟共济、社会责任再次走入大众视野。据《中国企业家》不完全统计,自1月23日至1月31日以来,约350家企业向武汉及湖北疫区捐款捐物,预计捐款金额总计超过120亿元,民企捐赠83亿元。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高效行动解决问题,体现出企业领导者的担当与善意。

1924年,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在其《管理的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为企业管理层应努力达到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标准,将社会正义应用到工业实践中,同时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应有助于公众福利。1970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支撑企业社会责任,他认为企业应该追求的是各个利益相关者整体的利益,应该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有效的创造财富,除股东外,还包括员工、供应商、社会公众等,若企业在维护股东权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则会获得更多的价值。

然而在实践当中,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一直存在认知错位,对于其理解局限于企业的公益、慈善、环保责任。通过追溯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和演变可以发现,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因为企业在发挥配置社会资源中的作用而引起的,所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非是个体向群体的单向无私输出,而是个体融入群体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企业了解、参与社会资源循环的重要手段。

疫情下的车间

企业对于社会责任应当开拓思维破除旧识,结合自身处境,把握市场方向做出合理的企业战略调整。电子产品生产商品胜在疫情期间主动请缨,决定成立成都品胜健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筹备生产口罩、额温枪等防疫物资,为国家公共卫生基础保障能力的提升,做点实际的事情。在品胜董事长赵国成看来,这是兼顾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发展规划的一个决定。多年来,品胜一直在3C数码产品战场外寻找下一个增长极,从去年就开始规划此领域的细分市场,增加家庭医疗电子这个大的品类。以疫情为契机,打开知名度与市场,正式向运动手环、电动牙刷等家庭医疗电子产品市场进军。从更本质上来说,社会责任的诉求处往往是市场机会之所在,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到战略决策中并非是仅仅以公益的形式在向社会单方面的付出,更要从中挖掘新的商业机遇,实现战略转型。

疫情期间,数以万计的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印证了同舟共济可克难关的良好中华美德,也印证了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自身长期健康发展的积极效用。新商业文明时代的企业应以更积极的姿态承担社会责任,将其融入战略决策和经营理念,将其从“成本付出”转变为“价值创造”,是疫情期间企业管理者应当吸取的第二份经验。

四、以何种方式安排权益

权益争论实则出现于防疫前期,疾控部门与政府官员对疫情信息封锁、打压,中期又以不当方式删除舆论企图控评。对于民众知情权、言论自由的不重视,造成了群体性应激反应,反噬了政府所作出的其他诸多努力,不信任情绪蔓延,公信力降至冰点。之后,国家开始重视民众的知情权,通过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让疫情防控的点滴被大众了解,使得信任重新建立,各项措施也能有效施行??杉咔橹?,当生命安全权顺位上升,民众可以闭门禁足牺牲“利益”,却不允许闭目塞听阻断“权利”。这恰恰是国家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在面对不同的情景,管理服务民众与员工时,所应当准确理解的权益安排之一,即何种权利需被保障,何种利益可适当削减。

孙选中教授提出:“权” 既有法律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的概念,也包括管理学意义上的尊重、选择、影响力等社会因素;而 “益” 则主要是管理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收益、报酬、升迁,发展等经济因素。权益是个合成词,其内部本身存在均衡的关系,如何把握权与益的平衡关系,并根据具体情势做出动态衡量,不越底线不过分减损又能实现公司发展目标,是第一层值得重视的权益安排。2019年网易裁员不给N+1工资事件闹的沸沸扬扬,员工薪酬利益的侵损、不公平的绩效考核,以及对员工讨薪权利的威胁,酿造了网易严重的声誉损毁。然而,薪酬利益并非完全不可涨跌,重要的是企业涨跌薪酬背后的态度,对员工发展权利的尊重。如疫情下大小企业均面临困境,许多企业也通过降薪的方式撑过疫情期,甚至高层与员工请愿减薪与企业共渡难关,基于情势变更、公司给予的未来发展预期,或者股权激励的标配化,员工短期内的利益即可临时让渡。

适当的权益安排之二,则要针对具体的权益主体进行效率与公平衡量的侧重。在企业社会责任部分,已经提到弗里德曼的利益相关者学说,所谓权益主体之间的安排,即是公司股东、管理层、员工、以及供应商、消费者等主体之间,权益侧重的动态衡量。比如,今年年初员工复工被群体调侃,“疫情是公司靠谱与否的照妖镜”等话题被顶上热搜,公众号文章宣扬“靠谱的公司把员工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靠谱的公司则把效益放在第一位?!贝嘶八洳⒉豢凸?,却体现了权益在主体间合理安排的重要性,公司在不同情境下,对公司效益和员工权益安排的侧重,直接影响了社会大众对公司“靠谱”与否的评价。

而处理得当的企业,在维护员工生命安全“权”的同时,考虑员工工资收入的“益”,并把员工的益与公司的益协调一致,在疫情期间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佼佼者即是盒马生鲜,盒马生鲜“共享员工”模式,让40家企业2700名“共享员工”在盒马上岗,解决了大量待业人员的生计问题,缓解了餐饮等行业的发薪压力,同时,这种资源共享、开源自救的企业运营模式,也为盒马生鲜拓展市场,获得更大收益开辟了路径,实现了共赢。

蔚来汽车——疫情防护包

除员工外,客户权益也是企业常常挂在嘴边,却很难处理得当的一类重要主体。企业通常奉客户为上帝,戏称其为“甲方爸爸”,在平日以优化服务的方式扩大营销,而服务优化应以客户切实权益需要为基础,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蔚来秉持客户第一的理念,在疫情爆发早期,即为客户送上疫情防疫包,内有数个口罩和消毒物品。德尔地板推出“送菜上门”服务,为意向客户和潜在客户提供生活必需的蔬菜产品,获得了大量用户的朋友圈赞美反馈。疫情期间,客户购物装修需求均下降,此时降价以增加消费者利益,或者回访以维护消费者权利,均难以取得良好收效。反而送口罩、送菜上门这种举措,真正提供了客户需要的益,更利于击破客户心理“冰山”作用。因此,适当的权益安排之二,是既要根据公司发展目标,侧重对某一权益主体的关切,抓住权益主体的切实需要;又要协调各权益主体与公司整体利益的协调,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疫情下的国家治理与企业管理,均出现了对突变情势的不适应症,解题的关键即在于理解权益的内涵,并采取合理的方式对不同主体进行恰当的权益安排,这是疫情期间企业管理者应当吸取的第三份经验。

五、结语

疫情让风险、责任与权益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管理热点,与法商管理思维一直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创新与治理动态均衡”不谋而合。传统管理学注重公司的经济效益,试图通过控制与激励的手段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效率与利益不再是公司唯一的关注重点,随之催生了法商结合的管理思维,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化社会责任为内在战略,注重权利与利益的均衡,进行合理的主体权益安排。

疫情按下了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的暂停键,也留足了反思企业管理的时间,借此契机吸取经验,钻研法商管理思维的优势,并且运用到下一步的企业经营管理当中,有助于企业真正获得抵御下一次风险的能力,提升企业免疫力,把握住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命脉。

  稿件编审:王桂元   编辑: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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