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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苗——看“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如何?

2020-06-12 08:33:28  来源:法制与新闻  评论:0

时隔一年多时间,“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如何?

文/特约撰稿 黄川

又一起性侵未成年人事件上了热搜。

近日,四川某中学男教师梁某被曝多年来性侵超过20名男学生,梁某被指利用其教师身份对班上男学生或曾经的男学生实施不同程度的性侵犯,部分学生受到侵害时处于未成年。

“很可能前一秒是正常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接触,但是后一秒可能性侵就发生了?!北收吡档降囊幻恍郧盅?,讲述了其被性侵害经历。他表示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恶心,当时面对自己尊重的老师,那种身份落差很难说不。

2018年曾有受害学生报案并进入司法程序,梁某承认其行为但检察院因犯罪情节较轻未对其进行起诉。目前,多名受害学生陆续报案等待立案调查。

性侵一直是侵害未成年人行为中恶劣但却多发的一种。201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分析了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提出三项具体建议。

这是最高检首次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检察建议,也是最高检首次发出的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检察建议书,编号为一号,故称为“一号检察建议”。之后,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立足本职、多措并举、积极作为,推动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苗红环等人今年3月撰文指出,经实地调研,发现仍存在“一号检察建议”传达落实不到位,对现存隐患整治不力,校园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仍多发、高发等问题。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哪些特点,存在哪些难以破解的痼疾,应该如何精准施策,?;の闯赡耆私】党沙?

同一天同一法院宣判的性侵案

50岁的赵建国是北京一处房地产项目的保安。2019年4月的一天,他和工地旁的一个小姑娘刘某搭上了话,他托刘某去帮他买烟,两人还加上了QQ聊天。

过了三四天,两人又在工地附近见面,刘某上了赵建国的白色小汽车,都坐在后座上……

又过了十天左右,还是在白色汽车后座上,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法院判决书的证词中,刘某说道:“下体感觉很疼,之前没有做过这种事?!?/p>

如此轻易地哄骗侵害刘某,赵建国只是分三次各给了刘某100元钱,并答应给她买口红。赵建国供述称,自己没有问女孩的年龄,“她说初二的时候就不念了,推算应该十五六岁”。

但实际上,案发时刘某只有11岁,赵建国的一条QQ聊天记录引起了刘某父母的警惕:“那一次疼属于你太紧张,不能紧张,放松心情,很舒服也不疼,就第一次疼?!?019年5月20日,刘某的父母报警。同年12月31日,赵建国被北京海淀法院以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判刑7年。

就在赵建国被判刑的同一天,北京海淀法院宣判了另一起强奸未成年人案。

55岁的郭存德在一家美容院做饭、送饭已有两三年时间,2019年4月19日中午,郭存德到店里送饭后对店长说下午吃包子,需要找人帮厨。店长就让当时16岁、刚刚来店一个多月的学徒工雷某与郭存德一起回员工宿舍。

其后的经历让雷某惊悸不已。郭存德把门关上后,就用双手抱着她亲了她的脸一口,还说“让叔叔摸摸肚子”,然后就伸手要撩她的衣服。雷某说手太凉了,顺势躲开了。

后来郭存德去店里取毛巾,十几分钟后回到宿舍。雷某的证词称,郭存德回来后脱掉了外裤,过来搂着亲她的脸,还把她的口罩摘下来放在一旁,说“让叔叔亲一口”,她说感冒了,他就将其抱起来说“让叔叔抬一下”。

这下子,雷某吓坏了,判决书显示,她知道“抬一下”是内蒙古方言,意思就是要发生性关系。

雷某一直拦着并大声喊,硬掰开他的手,说“叔叔别弄,起开”。雷某的喊声越来越大,郭存德好像害怕,手就松开了,她就跑到了客厅。

之后,郭存德在客厅吃饭,雷某不敢跑,他吃完了又过来说陪叔叔躺一会儿再包包子。雷某不同意,他就将她扛起来扔到客厅的床上,骑在她身上用手摸,也许是由于雷某喊的声音特别大,郭存德的手又松了些,雷某趁机挣脱后起身离开床,借口出去连WIFI,打车回了店里。

回到店里后,雷某大哭不止,还跟她母亲说不想在北京干活了,店员们这才明白雷某被欺负了。但判决书显示,“老板安慰了几句,意思就是说能不报警就不要报警”,一名同事则“让其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雷某的母亲选择了报警。最终,郭存德被法院认定强奸未果,仍被以强奸罪判刑三年六个月。

性侵案高发且呈增势

这两起同一天宣判的案件告诉我们,性侵未成年人的行为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危险而又高发。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760件,被害人数991人。也就是说,平均1.9天就发生一起。

不仅高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还呈逐年升高态势。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的调研显示,某市检察系统2015年至2018年办理192件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经综合分析,性侵犯罪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数上升明显,同比增加57.4%,为四年来的最高值。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群体有什么特征?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郭佳等人在2019年的调研显示,近年来,北京市某区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每年均处高位。朝阳检察院的调研显示,受害人根据年龄呈现“两头”高发特点。10岁以下被害人占被害人总人数的35.35%;11至13岁被害人占被害人总人数的29%;14至17岁被害人占被害人总人数的35.35%。

之所以出现“两头”高发,原因是低龄儿童生理发育不成熟、自护能力更弱,被性侵更多表现为在监护疏忽时被猥亵,具有案发时间较短、手段隐蔽性高的特点。调查中,被害人年龄最小者仅2周岁。

而14至17岁年龄区间的少女因其生理发育程度较为成熟、有较为独立的社会交往关系,其被性侵多表现为被犯罪嫌疑人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强行发生性关系。

分析性侵害被害人案件类型,被害人为10岁以下的猥亵案件占猥亵案件总数的56.14%,被害人为14至17岁的强奸案件占强奸案件总数的61.9%。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低于10岁低龄儿童更容易成为猥亵案件的犯罪对象,而强奸案件被害人则多为14至17岁的“准成年”少女。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的调研也显示,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在各个年度都是发案率最高的类型。

什么身份的未成年人更容易成为被性侵的对象?

海门市检察院课题组认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有效监护,成为主要的被害群体。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报告也发现,在北京市某区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随迁流动未成年人涉案比例相较于本市户籍未成年人更大。猥亵类案件中,随迁流动未成年被害人占未成年被害人总数的87.72% ;强奸案件中,随迁流动未成年被害人占未成年被害人总数的66.67%。

还有的16至17岁的被害人本身就是未成年打工者,集中在饭店、KTV、足疗店等餐饮行业和娱乐行业。这些被害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受教育程度低,在北京市某区办理的16名被强奸的未成年少女被害人中,完成义务教育的仅5人。过早地辍学让这类少女提前进入社会而又缺少一技之长,难以找到稳定工作,在流动中更容易结识社会不良人员,成为犯罪目标。

此外,教师性侵学生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已经成为一类突出的猥亵案件类型。

北京市某区办理案件中的培训机构教师、教练等均非来自正规院校,只是任职于辅导机构或独自进行一对一授课。私人教师大多仅是具备一定专长即被委托对被害人进行辅导,其是否符合教师资质均未经过正式审查。而对于辅导机构招收的教师,该类辅导机构招聘授课老师并没有严格的准入机制,辅导机构一般不进行细致的背景调查,多通过熟人推荐等非正规渠道招聘老师,且老师的流动性较大,其素养和师德无从评定。

值得注意的是,单亲家庭往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个鲜明的身份特征,但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这一特点并不突出。

海门市检察院课题组的调研发现,227名未成年被害人中,有13名性侵案件的被害人来自离异或单亲家庭,192名未成年人来自正常家庭。也就是说,在性侵案件中,存在监护失灵现象。

这种现象往往与另一个特征相伴出现,即“熟人作案”。北京朝阳检察院的调研发现,在猥亵类案件中,被性侵儿童呈现低龄化特点,基本在8岁以下,该年龄段的儿童基本都应处于家长看护之下,而案发时犯罪嫌疑人均是利用了家长的看护疏忽和临时离开等被害人短暂脱离监护期间对其实施侵害。

郭佳认为,城乡接合地区流动人口密集、来往人员复杂,原本的“近邻”不再有密切信赖关系,反而可能成为有着“近水楼台”便利的性侵者。

“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如何

正是因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恶劣且高发,引起了各主管部门的重视。

2018年6月12日,因为一起关于小学教师性侵未成年学生的抗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首次依法列席最高法审委会会议,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主持,最高法17位审委会委员悉数出席。

这起案件的被告人齐某是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2011年夏天至2012年10月期间,齐某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多次对两名被害女童(均为10岁)实施奸淫、猥亵,并以外出看病为由将其中1名女童带回家中强奸。此外,齐某还在女生集体宿舍等地多次猥亵多名10岁至11岁的女童。

2013年9月23日,某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认定齐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之后,该案经过数次重审,2016 年1月20日,该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改判齐某有期徒刑十年。

2017年3月3日,最高检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法提出抗诉。2017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依法改判齐某无期徒刑。

案件落地,但检察监督并未就此结束。最高检决定:向教育部发送检察建议。作为“历史首次”的“一号检察建议”,其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二是加强对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三是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等。

时隔一年多时间,“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如何?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苗红环等人今年3月撰文指出,各地在落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60% 已得到整改。同时,一些多年的“隐案”也浮出水面。如海南某学校校长猥亵儿童案,被害人在2016至2018年期间多次遭到猥亵,由于缺乏防范性侵害相关知识,既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报案。

但苗红环也指出,“一号检察建议”在落实中一些问题凸显。

调研发现,不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还不知晓“一号检察建议”,有的学校负责人、教师等也不知晓,一些地方在传达时将幼儿园负责人漏掉。有的学校在2019年11月中旬还在筹备自护教育,没有安排对新入学的初一和高一学生进行自护教育。

“很多学校虽设有生理卫生课,但都浅尝辄止,给性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自护课程则偏向于一般的人身伤害防护知识,对性侵话题涉及较少。一些父母由于性知识的匮乏,对性也是闭口不谈。很多学生的性知识大多来源于网络,良莠不齐,容易被诱导?!苯帐∥尬心吵踔幸幻睦斫淌Ω嫠弑收?。

她认为,学校性教育不仅应该得到重视,还要改进教育方式,“让初中生性教育更加生活化,贴近学生实际,比如采用场景模拟方法,例如创设公交车上遭遇咸猪手、网友约见面等情景,让学生结合热点新闻事件,在情景模拟中思考应对方法”。

调研还发现,存在对现存隐患整治不力的情况。部分学校由于没有宿舍,一些有寄宿需求的学生自行(独自或者与同学共同)租住在学校周边的出租屋,这部分学生在放学后实际上是处于无人监护状态。2019年10月17日晚,海南省某市某中学就发生了一起租住学校周边出租屋的学生被网友性侵害并导致溺亡的案件。

一些地方校园警务硬件设施闲置,如一键报警装置长期不投入使用、安装后不调试等;个别学校的报警装置经测试无法联网。有的幼儿园儿童经?;疃慕淌颐挥屑嗫厣枋┑?。

分年龄层和手段强度从重处罚

尽管引起了各方面重视,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仍在不断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4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决定起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数4151人。与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2.2%。

这促使主管部门思考,治理这一顽疾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且需要改进方式方法。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通常存在发现难、干预难、取证难、定罪难等现实问题?!焙贾菔邢羯角觳煸旱诎思觳觳恐魅畏杰空庋馐退?,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越来越趋于恶劣,犯罪嫌疑人往往拒不认罪,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及自我?;つ芰Σ蛔?,儿童证言表达不清、易受干扰。

一些地方提出了具体目标。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就指出,至2021年实现全省性侵害未成年人发案总数下降到2018年发案总数的50%。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4月22日撰文指出:“最近,一位公司高管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关于这个案件,我写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于2013年10月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p>

《意见》第21条规定:“对幼女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论处。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p>

佟丽华在文章中提出:“这条规定专门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特点而制定,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女孩不要受到性侵,尤其是那些身边熟人的性侵。我曾经多次就上述条款的规定与基层司法人员、教育系统人员讨论,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规定。上述司法政策通过近 7 年来,我也很少见到司法机关根据上述规定办理案件,这个条款似乎休眠了一样?!?/p>

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认为,司法意见毕竟不是法律,其威慑力较弱,而且这条司法意见仍然限定特殊职责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其就范,才以强奸罪论处。也就是说必须在被害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性行为才构成犯罪,很容易被人钻法律漏洞。

他提出,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滥用信任地位型强奸罪。当双方存在特定关系,未成年人对特殊职责人员有关性的同意在法律中应视为无效,只要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特殊职责人员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

“特殊职责人员对未成年人具有优势地位,滥用优势地位与未成年发生性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必须予以严惩?!甭尴柚赋?。

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嫖宿幼女罪,有关嫖宿幼女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据强奸罪的对应条款处理,而强奸幼女属强奸罪从重处罚情节,最高可判死刑。

这些从重处罚的司法原则贯彻至今。近日,最高检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要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积极建议适用从业禁止、禁止令。要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积极推进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重点监督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特殊管教措施虚置、社区矫正空转等问题,确保罚当其罪、执行到位。

河北省唐山市检察机关自2020年4月1日起至12月31日,在唐山市开展惩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专项行动。其中,成年人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强制猥亵、强迫卖淫等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将依法快捕快诉,并通过精准提出量刑建议等方式建议法院对相关人员依法予以从重惩处。

江苏省海门市检察院课题组还建议,按照被害人年龄、行为强度划分从重处罚的层级。

可以将被害人划分为四个年龄层次: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已满6周岁不满14周岁,不满6周岁,受到刑罚制裁应依次递重。

可以将性侵未成年人手段强度划分为三个层级,利用身份(监护、管理职责等)优势,采取欺骗手段进行性侵;言语威胁手段胁迫进行性侵;利用麻醉等手段进行性侵;利用强制、暴力手段进行性侵。受到刑罚制裁也是依次递重。

刑法中处理累犯条款外,还设置了特别再犯制度,如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该课题组建议,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也可以设置特别再犯制度,如果曾因性侵未成年人被判刑,无论何时再犯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均要从重处罚。

  稿件编审:王桂元   编辑: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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